年7月25-26日，“广域万象：人类航海的维度与面向”中国航海博物馆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航海学会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博物馆协会航海博物馆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日本等多个国家的近60位专家学者莅临参会。与会专家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航运贸易与管理、海洋区域社会、水下沉船考古、海关海防及海图史、中外文化交流、舟船历史与技术发展等方面进行探讨，集中反映了近年来相关领域研究的学术前沿与热点。以下选取部分报告稍作介绍。
与会专家合影
唐代出现第一个瓷器出口中心
25日上午，简短的开幕式后即进入主旨发言环节，香港大学钱江教授报告的题目为《波斯商人、缝合帆船与唐代广东外销瓷：泰国暹罗湾附近发现的波斯舶》。钱教授根据国外考古学家对该古船发掘的初步研究成果，向与会同仁简要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重新评价波斯人在古代印度洋和南海远程贸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左起钱江、滨下武志、萧婷，主办方提供
关于波斯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籍中有部分记载，如《太平广记》中就有波斯国商船的记载，但从未找到过实物印证，此次考古发现是首例。沉船发现的地点在距离泰国曼谷西南约40公里处的一家基围虾养殖场，距离今天的海岸线有8公里。年9月，养殖场主人Phanom太太和SurinSri-nagamdee先生抽干了虾池中的水并深挖塘泥，进行维护工作。他们非常意外地在距离水面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两根巨大的圆木，继而发现这是一艘古老的缝合木船。此发现经报道后在泰国及国际考古学界引起轰动。
、年，泰国政府两次组织考古学家对该古船进行发掘，抢救出了大部分船体，包括一根长17.67米的龙骨，两根长17.35米的桅杆，以及船上使用的部分索具和缆绳等器物。经测量和综合分析，考古学家们认为，这艘缝合木船是一艘来自波斯湾的波斯古船，船体总长度约为35米，年代为公元八世纪或者下半叶，比“黑石号”勿里洞沉船还要早。换言之，这是迄今为止在南中国海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艘外国帆船。目前，针对这艘古船的研究仍在进行中，泰国考古学界尚未对外公布有关造船木料、绳索等器物的碳14测试结果。考古发掘出的具体器物，有产自珠江三角洲的唐代广东绿釉粗瓷大罐、公元八世纪流行于波斯湾地区的蓝绿釉双耳储物陶罐、古代暹罗堕罗钵底王国（Dvarati）孟族人制作并使用的的土陶罐以及12块较大的波斯尖足储物罐的碎片等。
此类木船曾经出现在古代绘画中，如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手稿研究所收藏有一幅公元13世纪的画作，生动描绘了当时波斯—阿拉伯人的缝合木船在印度洋上航行时桅杆被狂风吹断的情景。画作描绘船型与该波斯舶类似，也与“黑石号”船型一致。
此外，在一些宗教典籍中也可以找到对波斯商船的记载。如《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了今海南岛的琼州海盗首领冯若芳劫掠波斯船的情形：“州大首领冯若芳……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当时海南岛上的波斯奴婢非常多，而抢去的香料多到可以当柴烧。
成书于公元年（唐德宗贞元十六年）的佛教典籍《贞元新定释教录》卷一四《金刚智传》则记载了波斯商人的航海贸易活动。婆罗门出身的高僧跋日罗菩提（Vajrabodhi，中文法号金刚智）因为要到中国弘法，于公元年航海前往锡兰，在锡兰亲眼目睹泊靠着的35艘波斯舶来市易宝货。而后金刚智及其门徒在众波斯舶主的邀请下，一起从锡兰启航出发，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在年抵达广州。
钱江教授详细介绍了此次考古发掘的部分考古发掘器物，首先是产自珠江三角洲的唐代广东绿釉粗瓷大罐，其造型和广东韶关张九龄墓（年）中出土的大罐一致，也与波斯湾原Siraf港口的大清真寺出土的陶罐一致。说明在公元九世纪之前，广东的粗陶大罐已经作为外销瓷销往国外，并且是中国与波斯湾地区远洋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比“黑石号”还要早。在九世纪前，Siraf港是波斯湾与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港口，在当地出土的很多粗瓷大罐中部分大罐还摹绘有阿拉伯文字，说明这些广东外销粗瓷是专门为波斯湾地区的客户定制生产的，广东省博物馆也收藏有大量的同类粗瓷大罐。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掘的粗瓷大罐底部还发现了两个中文字，外国学者对此文含义争论不休，泰国学者认为应是中国传统的“大吉”。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研究东方古陶瓷的学者认为应是表明当时制造外销瓷窑口的分号名称，即“分号”二字。凡此种种，使得定论尚是期待。
还发掘有公元八世纪流行于波斯湾地区的蓝绿釉双耳储物陶罐，此类陶罐产量很大，主要产自伊拉克巴士拉（Basra）的几处窑口。近年来在东南亚大陆及海底沉船中均有发现，在勿里洞的“黑石号”沉船上亦有发现。当时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在中国与西亚的贸易航线上相当活跃，在区域航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留下了很多随船携带的器物，从唐时的扬州，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向波斯湾航行，沿途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港埠均出土过此类波斯湾生产的蓝绿釉双耳储物陶罐。
出土器物中还有古代暹罗堕罗钵底王国（Dvarati）孟族人制作并使用的土陶罐，工艺较为粗糙，罐体有用绳索或藤篮在泥胚上印的花纹，说明当时在暹罗湾沿海活动的波斯人不仅到中国进行贸易，也与沿途的孟族土著进行商业交换，并用这种陶罐储存食物，或用于烧水煮食。
另外，还有12块较大的波斯尖足储物罐的碎片。此类尖足罐在波斯湾Siraf港口的清真寺亦有大量出土，但在整个南中国海区域尚属首次发现，且体积较大，略为罕见。更为有趣的是，考古人员发现部分波斯大瓷罐内部遗有黑色物质，经化验之后发现是由热带植物和鱼油熬制而成的达玛胶（Dammar，类似于沥青），这种胶常用来修补缝合木船的缝隙和漏水之处。钱江教授指出，西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阿陀石窟中公元六世纪的壁画上绘有一艘在海上航行的缝合木船，船尾装载有同类型的波斯大罐，用于盛装海上航行必须的水、酒和食物。
至于为什么认定这艘暹罗湾沉船是波斯舶，主要是依据刻写在波斯瓷罐上的中古波斯文巴列维语。钱江教授介绍，经哈佛大学研究古波斯文的学者辨认，该文字是一个签名，表明是谁拥有这艘船，拥有这些器物。所以这艘船的主人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也因此认定该船为波斯船。
最后，钱江教授总结到，这艘波斯缝合木船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中文载籍中有关波斯商贾的记述是准确的。并且说明，早在阿拉伯商人之前，波斯商人就已在波斯湾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贸易活动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波斯舶不仅是当时远程海上贸易航线的主角，而且曾积极参与古代南海区域贸易圈内的交易活动。因此，研究海上丝绸贸易史，对区域的海洋活动作出客观公正的描述和评价，不能忽略古代波斯商人所作出的贡献，古代亚洲海上贸易圈的发展与兴盛是各航海民族所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后的主旨报告中，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上海大学萧婷教授的报告正呼应了钱江教授的发言主题，她梳理了近期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认为唐代就已经出现第一个瓷器出口中心，并且主要是波斯商人和后来的阿拉伯商人，将长途海上贸易带到中国。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陈杰主任亦认为从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以瓷器为代表的中国产品纳入了世界贸易体系，并成为各地的重要消费品。
唐代阿拉伯药物的东传
在25日下午的“海洋文化与社会”分论坛中，黑龙江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胡梧挺报告的题目是《含生草考：唐代阿拉伯药物的东传与渤海国的中继作用》。胡梧挺副研究员详细比对并考证了《本草拾遗》中记载的外来药物含生草的产地与流传路径，廓清其实际情况与唐人记载的矛盾之处，正本清源。
胡梧挺
胡梧挺副研究员发现，含生草作为一种药物记载最早见于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含生草，主妇人难产，口中含之立产，亦咽其汁。叶如卷柏而大，生靺羯国。”相关记载涉及了含生草的主治功效、服用方法、原植物形态及产地等信息。“靺羯国”即唐人对渤海国的别称，换言之，含生草最有可能是一种产自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特殊的卷柏科卷柏属的植物。遗憾的是，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在传统药材或植物中并未找到与之符合的样本，同时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来对比我国境内的约60-70种卷柏科卷柏属植物，尤其是其中8种在东北分布的卷柏科卷柏属植物，也未曾发现有治疗难产功效的记载。
在今天的西亚、北非地区有一种植物也叫“含生草”，学名Anastaticahierochuntica，又称耶利哥蔷薇、玛丽之花、复活草。这种植物主要生长在中东和撒哈拉沙漠干旱地区，这一片区域在唐代属于大食，即阿拉伯人的活动区域。而且，从形态和特性上看，这种“含生草”与鳞叶卷柏十分相像，甚至后者也同样被称为“耶利哥蔷薇”，只不过在叶片面积上有所不同。
从功效上看，该植物具有镇痛、调经、护肝等作用，据以色列学者的研究，在今天的约旦等地仍是用于治疗女性月经不调和胎产等问题的草药之一。阿拉伯民间对该植物的使用也与女性胎产有关，常在妇女临产时给产妇饮用浸泡了这种干燥植物的水，以避免生产时的疼痛。这一点也与《本草拾遗》记载的功效和使用方法很相似。
因此，胡梧挺副研究员认为，见载于《本草拾遗》的“含生草”即是这种产自今天的西亚、北非等地的植物。然而，为何在陈藏器的记载中其产地却变成了“靺羯国”？一般唐代前后，中国本草典籍对所收药物产地的了解途径主要有三种：文献记载、个人见识和药物调查。就含生草而言，《本草拾遗》之前的典籍均未见相关记载，而且，显庆年间颁行的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也未见记载。这表明，陈藏器关于含生草产地的信息不太可能来自文献记载，也不可能来自全国药物调查。那么，只能是来自陈藏器个人见识，即通过询问市舶胡商而得。胡梧挺副研究员推断，陈藏器极有可能是从来自渤海国或黑水靺鞨地区的贡使或商人那里获得了含生草的药效与形态信息，继而得出含生草生靺羯国的结论。由此来看，这种原产自西亚、北非等地的药材植物是经过渤海国的中介才进入唐朝药材市场的。
通过以上分析，胡梧挺副研究员总结认为，含生草是经唐代草原丝绸之路传入渤海国，其治疗难产的药用价值被渤海人认识之后，又作为一种渤海国的药物输入唐朝，并为中原医家所认识，在这一阿拉伯药物东传的过程中，渤海国起到了桥梁或中继续的作用。
宋代东亚海域特殊的“医师外交”
上海大学赵莹波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浅析宋元时期东亚海域各国间的“医师外交”现象》。赵教授综合运用中、日和朝鲜半岛三方史料，着重介绍了宋代医师在东亚各国间的移动并客观承担外交、医学交流甚至情报传递等功能的有趣现象。
赵莹波
赵莹波教授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宋朝时期，东亚各国彼此之间并无正式外交关系，部分商人在当中交流，但同时还有很多医师在发挥交流作用。这些医师起到了缓和国家关系的作用，如高丽向日本寻求医师，利用医师与日本恢复睦邻友好，又通过医师向宋传递情报。宋则通过培养高丽医师，取得彼此间的外交互信，开展一种巧妙的“医师外交”，化解北方与辽、金的压力。
受地理因素影响，朝鲜半岛更早受到中华儒家文化的熏陶，医术水平也远高于日本，在日本史料中记载了日本多次向朝鲜半岛求医的情形。如《日本书纪》记载，公元年春，日本国王患病向新罗求医，“三年春，酉朔，遣使求良医于新罗。”同年秋天，新罗医师抵达日本医治日本国王并受到奖赏，“秋八月，医自新罗，则令治天皇病，未经几时，并巳差也。天皇欢之，厚赏医归于国。”另外，公元年，朝鲜半岛还向日本派出五经博士和医博士，可见明朝鲜半岛与日本医师交流由来已久，且当时主要是朝鲜医师向日本移动。
宋朝时期，中、日和朝鲜半岛三方基本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时的高丽奉辽、金为正朔，而日本自唐末以后便停止派遣持续二百多年的“遣唐使”，断绝了与唐朝的正式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时，虽然此时东亚各国并无正式外交关系，但文化交流频繁，且大多通过宋进行中转往来。这时候，高丽不断向日本和宋求医，并通过医师交流推进政府间的交流，开展所谓的“医师外交”。
公元年（宋太宗淳华元年），高丽王后梦到日本有能治疗其白发的医师，于是派遣宋商赴日本寻医。其时宋商在东亚海域充当国际商人的角色。朝鲜半岛向日本求医的同时，也向宋求医，甚至当时部分宋人医师到了高丽经常被强行留下。公元年（宋元丰元年），高丽国王患风疾，便利用宋朝使者安焘来高丽之际，向宋上表求医，得太宋允准。《宋史》记载：“二年，遣王舜封挟医往珍治。”宋不但派出了医师还赠送了大量药材，据《高丽史》记载，有一百余种各地的名贵药材随之输入。
公元年，宋神宗在宋与高丽无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第三次派遣医师团队赴高丽，这种准外交活动，为进一步发展互信关系打下了基础。而高丽也于第二年派遣礼部尚书崔思齐和吏部侍郎李子威赴宋献方物，答谢赐药，宋与高丽之间的外交互动可谓和悦频繁。
到宋徽宗时期，宋与高丽之间的医师互动外交依旧不断。其后，高丽把这种“医师外交”模式推向了新的高度，以求医交流为借口向宋传递情报。此时高丽奉金为正朔，宋与高丽并无正式外交关系，宋在与日本和高丽开展“医师外交”这种准外交关系的同时也在积极缓和与金的外交关系，但高丽并不期待宋金之间的和谐，于是高丽借向宋请求派遣医师对高丽医师进行培训的时机，向宋传递情报，告诉两位医师女真不可交，两位医师回国后将此情禀告徽宗。
赵莹波总结认为，宋时期，东亚海域国际秩序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各国在无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利用医师的移动，打破外交僵局，积极开展“医师外交”。高丽利用医师与日本回复睦邻友好，向宋朝传递外交情报，开展“连横合纵”的灵活外交。宋也抓住机会，通过对高丽的医师外交、医学交流，取得彼此间的外交互信，化解北方与辽、金的压力。东亚各国这种借助医师移动开展的“医师外交”，是继利用商人携带国书开展“准外交关系”后又一政府间非正式的“灵活外交”形式，体现了东亚海域特殊的外交现象。